《相州昼锦堂记》

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，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盖士方穷时，困厄闾里，庸人孺子，皆得易而侮之。若季子不礼于其嫂，买臣见弃于其妻。一旦高车驷马，旗旄导前，而骑卒拥后，夹道之人，相与骈肩累迹，瞻望咨嗟；而所谓庸夫愚妇者，奔走骇汗，羞愧俯伏，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。此一介之士，得志于当时，而意气之盛，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。

做官做到将相，富贵以后回到故乡，这是人情所看作荣耀的，古今都一样。读书人在穷困的时候，困顿于乡里，平庸的人甚至小孩子，都可以轻视侮辱他。就像苏秦不被嫂子以礼相待，朱买臣被妻子抛弃。一旦坐上四匹马拉的高车，旗帜在前面引导，骑兵在后面簇拥，街道两旁的人肩挨着肩、脚挨着脚，一边仰望一边赞叹；而那些所谓的庸夫愚妇，惊恐奔走，汗流浃背，羞愧地跪伏在地，在他的车轮扬起的尘土和马蹄下面悔过认罪。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在当时得志、意气风发，被古人比作穿着锦绣衣裳的荣耀。

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。公，相人也，世有令德，为时名卿。自公少时，已擢高科，登显仕。海内之士，闻下风而望余光者，盖亦有年矣。所谓将相而富贵，皆公所宜素有；非如穷厄之人，侥幸得志于一时，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，以惊骇而夸耀之也。然则高牙大纛，不足为公荣；桓圭衮裳，不足为公贵。惟德被生民，而功施社稷，勒之金石，播之声诗，以耀后世而垂无穷，此公之志，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！

只有大丞相魏国公不是这样。魏国公是相州人，祖上世代有美德，都是当时有名的公卿。魏国公年轻时就已考中高等科第，做了显要的官。天下的读书人闻风仰慕、希望一睹他的风采，也已经有很多年了。所谓出将入相、享受富贵，都是魏国公本来就应当有的；不像那些穷困的人，侥幸一时得志，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，从而使他们惊骇、向他们夸耀。所以，高大的牙旗不能算是魏国公的光荣，桓圭和礼服也不能算是他的尊贵。只有恩德遍及百姓，功业施于国家，刻在钟鼎碑石上，传播在诗歌乐章中，来光耀后世、永垂无穷，这才是魏国公的志向，读书人也以此期望于他。哪里只是为了夸耀一时、荣耀一乡呢！

公在至和中，尝以武康之节，来治于相，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。既又刻诗于石，以遗相人。其言以快恩仇、矜名誉为可薄，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，而以为戒。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，而其志岂易量哉！故能出入将相，勤劳王家，而夷险一节。至于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矣！其丰功盛烈，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，乃邦家之光，非闾里之荣也。余虽不获登公之堂，幸尝窃诵公之诗，乐公之志有成，而喜为天下道也。于是乎书。

魏国公在至和年间，曾以武康军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相州，于是在后园建造了昼锦堂。后来又把诗刻在石碑上，留给相州的百姓。诗中认为以报恩报仇为快、以名誉自夸是可鄙的，可见他不把前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荣耀，反而引以为戒。从这里可以看出魏国公是怎样看待富贵的，他的志向难道是容易估量的吗！所以他能够出将入相，为国家辛勤操劳，无论平安还是艰险，始终保持一样的节操。至于面临大事，决断重大的议题，穿着朝服，手持笏板，不动声色，就把天下安置得像泰山一样稳固，真可以称得上是国家的重臣了！他的丰功伟绩，之所以能铭刻在彝鼎上、谱进乐章中，是国家的光荣，而不只是乡里的荣耀。我虽然没有机会登上魏国公的昼锦堂，却有幸读到他的诗，为他的志向得以实现而高兴，乐于向天下人宣扬。于是写下这篇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