附录第十至十八则

十、先生（周清真）于诗文无所不工，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。平生著述，自以乐府为第一。词人甲乙，宋人早有定论。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。然北宋人如欧、苏、秦、黄，高则高矣，至精工博大，殊不逮先生。故以宋词比唐诗，则东坡似太白，欧秦似摩诘，耆卿似乐天，方回、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。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。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。昔人以耆卿比少陵，犹未当也。

十、周邦彦先生诗文无所不精，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古人的路数。他一生的著述，自然以词为第一。词人的高下，宋人早有定论，只有张炎嫌他意趣不够高远。但北宋的欧阳修、苏轼、秦观、黄庭坚，高是高了，至于精工博大，远不及周先生。所以拿宋词比唐诗，苏轼像李白，欧阳修、秦观像王维，柳永像白居易，贺铸、晏几道则是大历十才子一流。南宋只有辛弃疾可比韩愈。而词中的杜甫，非周先生不可。前人把柳永比作杜甫，还不恰当。

十一、先生（清真）之词，陈直斋谓其多用唐人诗句檃栝入律，浑然天成。张玉田谓其善于融化诗句，然此不过一端。不如强焕云：“抚写物态，曲尽其妙。”为知言也。

十一、周邦彦先生的词，陈振孙（号直斋）说他多用唐人诗句剪裁融入格律，浑然天成；张炎说他善于融化诗句。但这只是一个方面，不如强焕说的“抚写物态，曲尽其妙”（描摹事物情态，曲折尽致）才是知音之言。

十二、山谷云：“天下清景，不择贤愚而与之，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。”诚哉是言！抑岂独清景而已，一切境界，无不为诗人设。世无诗人，即无此种境界。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，皆须臾之物，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，镌诸不朽之文字，使读者自得之。遂觉诗人之言，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，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，此大诗人之秘妙也。境界有二：有诗人之境界，有常人之境界。诗人之境界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，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，有遗世之意。而亦有得有不得，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。若夫悲欢离合，羁旅行役之感，常人皆能感之，而惟诗人能写之。故其入于人者至深，而行于世也尤广。先生（清真）之词，属于第二种为多。故宋时别本之多，他无与匹。又和者三家，注者三家。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，莫不知有清真，而种种无稽之言，亦由此以起。然非入人之深，乌能如是耶？

十二、黄庭坚（号山谷）说：“天下清景，不择贤愚而与之，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。”（天下的清美景色，不论贤愚都给予，但我总怀疑它本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而设。）这话说得真对！又岂止是清景，一切境界，无不是为诗人而设。世上没有诗人，也就没有这种境界。境界呈现在我心中、表现在外物上的，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，只有诗人能把这转瞬即逝的东西刻进不朽的文字，让读者自己去领会。于是读者觉得诗人的话，字字都是自己心中想说而又说不出的，这就是大诗人的奥妙。境界有两种：诗人的境界和常人的境界。诗人的境界，只有诗人能感受、能写出，所以读他的诗的人也会志意高远，有超脱尘世之意；但读者有领会的、有不领会的，领会的也各有深浅。至于悲欢离合、羁旅行役的感受，常人都能感受到，而只有诗人能写出来，所以它感人最深，流传也最广。周先生的词，多属于第二种。所以宋代他的词集别本之多，无人能比；又有三家唱和、三家作注。从士大夫到妇女，没有不知道周清真的，种种无稽之谈也由此而起。但如果不是感人至深，怎能如此呢？

十三、楼忠简谓先生（清真）妙解音律。惟王晦叔《碧鸡漫志》谓：“江南某氏者，解音律，时时度曲。周美成与有瓜葛。每得一解，即为制词。故周集中多新声。”则集中新曲，非尽自度。然顾曲名堂，不能自已，固非不知音者。故先生之词，文字之外，须兼味其音律。惟词中所注宫调，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。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，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，固可知也。今其声虽亡，读其词者，犹觉拗怒之中，自饶和婉。曼声促节，繁会相宣；清浊抑扬，辘轳交往。两宋之间，一人而已。

十三、楼钥（谥忠简）说周先生精通音律。只是王灼（字晦叔）《碧鸡漫志》说：“江南某氏懂音律，常常作曲，周邦彦与她有交往，每得一曲，就为它填词，所以周集中多新声。”那么周集中的新曲，并非全是他自己作的。但他以“顾曲”命名堂室，乐此不疲，本不是不懂音律的人。所以读周先生的词，文字之外，还须兼品其音律。不过词中所注宫调，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，可知其音乐不是大晟府的新声，而是隋唐以来的燕乐。如今乐声虽已失传，读他的词，仍觉得在拗峭激越之中自有和婉。长声短节，繁复交会而互相映发；清浊抑扬，如辘轳般往复交替。两宋之间，只此一人。

十四、（《云谣集杂曲子》）《天仙子》词，特深峭隐秀，堪与飞卿、端己抗行。

十四、《云谣集杂曲子》中的《天仙子》词，特别深峭秀美而含蓄，可以与温庭筠、韦庄比肩。

十五、（王）以宁词句法精壮，如和虞彦恭寄钱逊升《蓦山溪》一阕，重午登霞楼《满庭芳》一阕、舣舟洪江步下《浣溪沙》一阕，绝无南宋浮艳虚薄之习。其他作亦多类是也。

十五、王以宁的词句法精炼雄健，如和虞彦恭寄钱逊升的《蓦山溪》一首、重午登霞楼的《满庭芳》一首、在洪江渡口停船时作的《浣溪沙》一首，全无南宋浮艳空虚的习气。他的其他作品也大多如此。

十六、有明一代，乐府道衰。写情、扣舷，尚有宋元遗响。仁宣以后，兹事几绝。独文愍（夏言）以魁硕之才，起而振之。豪壮典丽，与于湖、剑南为近。

十六、有明一代，词道衰微。《写情》《扣舷》两集，还有宋元遗风。仁宗、宣宗以后，此事几乎断绝。只有夏言（谥文愍）以雄伟的才具起而振兴，豪壮典丽，与张孝祥（号于湖）、陆游（《剑南》）相近。

十七、《人间词甲稿》序：“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《人间词》，诒书告余曰：‘知我词者莫如子，叙之亦莫如子宜。’余与君处十年矣，比年以来，君颇以词自娱。余虽不能词，然喜读词。每夜漏始下，一灯荧然，玩古人之作，未尝不与君共。君成一阕、易一字，未尝不以讯余。既而睽离，苟有所作，未尝不邮以示余也。然则余于君之词，又乌可以无言乎？夫自南宋以后，斯道之不振久矣！元、明及国初诸老，非无警句也。然不免乎局促者，气困于雕琢也。嘉道以后之词，非不谐美也；然无救于浅薄者，意竭于模拟也。君之于词，于五代喜李后主、冯正中，于北宋喜永叔、子瞻、少游、美成，于南宋，除稼轩、白石外，所嗜盖鲜矣。尤痛诋梦窗、玉田，谓梦窗砌字，玉田垒句，一雕琢，一敷衍，其病不同，而同归于浅薄。六百年来词之不振，实自此始。其持论如此。及读君自所为词，则诚往复幽咽，动摇人心。快而沉，直而能曲，不屑屑于言词之末，而名句间出，殆往往度越前人。至其言近而指远、意决而辞婉，自永叔以后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。君始为词时，亦不自意其至此。而卒至此者，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若夫观物之微，托兴之深，则又君诗词之特色。求之古代作者，罕有伦比。呜呼！不胜古人，不足以与古人并，君其知之矣。世有疑余言者乎？则何不取古人之词，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？光绪丙午三月，山阴樊志厚叙。”

十七、《人间词甲稿》序：“王静安君将刊印他所作的《人间词》，写信告诉我说：‘了解我的词的莫过于你，作序也莫过于你合适。’我与王君相处十年了。近年来，王君颇以填词自娱。我虽不会填词，却喜欢读词。每到入夜，一盏孤灯，玩味古人的作品，没有一次不与王君一起。王君写成一首、改动一字，没有一次不来问我。后来分别了，凡有新作，也总是寄给我看。那么对于王君的词，我又怎能不说几句呢？自南宋以后，词道不振已经很久了！元、明以及清初诸老，并非没有警句，但不免局促，是因为气被雕琢所困；嘉庆、道光以后的词，并非不和谐优美，但无法挽救浅薄，是因为意在模拟中耗尽。王君论词，五代喜欢李煜、冯延巳，北宋喜欢欧阳修、苏轼、秦观、周邦彦，南宋除辛弃疾、姜夔外，喜欢的就很少了。他尤其痛斥吴文英、张炎，说吴文英堆砌字面，张炎堆垒句子，一个雕琢，一个敷衍，毛病不同，却同归于浅薄，六百年来词的不振，实在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他的主张就是这样。等读了王君自己的词，确实回环往复、幽咽深沉，动人心魄；爽快而深沉，直率而能曲折，不屑于在言辞末节上用功，而名句时出，往往超越前人。至于言近旨远、意决辞婉，自欧阳修以后，大概没有像王君这样精工的了。王君开始填词时，也没想到会达到这一步；而终于达到了，这是天分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。至于观察事物的精微、寄托兴致的深远，又是王君诗词的特色，在古代作者中也很少有能相比的。唉！不胜过古人，就不足以与古人并列，王君是懂得这个道理的。世上有怀疑我的话的吗？那何不拿古人的词与王君的词对比来看呢？光绪丙午年三月，山阴樊志厚作序。”

十八、《人间词乙稿》序：“去岁夏，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，得六十余阕，名曰《人间词甲稿》，余既叙而行之矣。今冬，复汇所作词为‘乙稿’，丐余为之叙。余其敢辞。乃称曰：文学之事，其内足以摅己，而外足以感人者，意与境二者而已。上焉者意与境浑，其次或以境胜、或以意胜。苟缺其一，不足以言文学。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，以其能观也。出于观我者，意余于境。而出于观物者，境多于意。然非物无以见我，而观我之时，又自有我在。故二者常互相错综。能有所偏重，而不能有所偏废也。文学之工不工，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。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，而徒学古人之所作，于是始有伪文学。学者便之，相尚以辞，相习以模拟，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，岂不悲哉！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，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。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，意境有深浅也；《珠玉》所以逊《六一》、《小山》所以愧《淮海》者，意境异也。美成晚出，始以辞采擅长，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，有意境也。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，唯一稼轩，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。白石之词，气体雅健耳，至于意境，则去北宋人远甚。及梦窗、玉田出，并不求诸气体，而惟文字之是务，于是词之道熄矣。自元迄明，益以不振。至于国朝，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，崛起于方兴之族。其所为词，悲凉顽艳，独有得于意境之深，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。同时朱陈既非劲敌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。至乾嘉以降，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，而意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。岂非拘泥文字，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？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，固难期诸流俗欤？余与静安，均夙持此论。静安之为词，真能以意境胜。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，莫若欧阳公；以境胜者，莫若秦少游。至意境两浑，则惟太白、后主、正中数人足以当之。静安之词，大抵意深于欧，而境次于秦。至其合作，如《甲稿》‘浣溪沙’之‘天末同云’、‘蝶恋花’之‘昨夜梦中’、《乙稿》‘蝶恋花’之‘百尺朱楼’等阕，皆意境两忘，物我一体，高蹈乎八荒之表，而抗心乎千秋之间。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；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。方之侍卫，岂徒伯仲。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，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？至君词之体裁，亦与五代、北宋为近。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、北宋之词者，以其有意境在。若以其体裁故，而至遽指为五代、北宋，此又君之不任受，固当与梦窗、玉田之徒专事摹拟者同类而笑之也。光绪三十三年十月，山阴樊志厚叙。”

十八、《人间词乙稿》序：“去年夏天，王静安君汇集自己的词，得六十多首，名为《人间词甲稿》，我已经作序刊行了。今年冬天，他又把所作的词汇为‘乙稿’，请我作序，我怎敢推辞。于是说：文学这件事，对内足以抒发自己、对外足以感动别人的，不过意与境两者罢了。上乘的意与境浑然一体，其次或以境胜，或以意胜。缺了其中之一，就谈不上文学。推究文学之所以有意境，是因为它能观照。出于观照自我的，意多于境；出于观照外物的，境多于意。但没有外物就无从显现自我，而观照自我的时候，又自有一个我在。所以两者常常互相交错，可以有所偏重，却不能有所偏废。文学的工与不工，也只看意境的有无和深浅罢了。自从人们不能观照古人所观照的，而只学古人的作品，于是才有了伪文学。学者觉得方便，以辞藻相标榜，以模拟相沿袭，于是不再知道意境为何物，岂不可悲！如果拿这个标准来看古今人的词，得失就可以说清楚了。温庭筠、韦庄的精美艳丽之所以不如冯延巳，是因为意境有深浅；晏殊的《珠玉词》之所以逊于欧阳修的《六一词》，晏几道的《小山词》之所以愧对秦观的《淮海词》，是因为意境不同。周邦彦后出，开始以辞采见长，但终究不失为北宋人的词，是因为有意境。南宋词人有意境的，只有辛弃疾一人，但他似乎也不想以意境取胜。姜夔的词，只是气格雅正刚健，至于意境，离北宋人很远。等到吴文英、张炎出来，连气格也不追求，只在文字上用功，于是词道熄灭了。从元到明，更加不振。到了本朝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，崛起于新兴的满族，他的词悲凉而浓艳，独得意境之深，可说是百世之后奋起的豪杰之士了。同时的朱彝尊、陈维崧既不是他的对手，后来的项鸿祚、蒋春霖更难与他鼎足而立。到乾隆、嘉庆以后，在体格韵律上的讲究越来越细，而溢出字句之外的意味越来越浅。这难道不是拘泥文字、不求意境的过失吗？还是说观我观物之事本由天分决定，原本难以期望于一般人呢？我与静安向来都持这种看法。静安的词，真能以意境取胜。古今人的词，以意胜的莫过于欧阳修，以境胜的莫过于秦观；至于意境两浑，只有李白、李煜、冯延巳几人足以当之。静安的词，大抵意比欧阳修深，境略逊于秦观。至于他的上乘之作，如《甲稿》中《浣溪沙》的‘天末同云’、《蝶恋花》的‘昨夜梦中’，《乙稿》中《蝶恋花》的‘百尺朱楼’等几首，都是意境两忘、物我一体，高蹈于八方之外，抗心于千秋之间。就像两汉的疆域比夏商周三代广大，贞观的政治比武德昌隆一样。与纳兰侍卫相比，岂止不相上下！这固然是王君得于天分特别深厚，难道不也是致力于意境的效果吗？至于王君词的体裁，也与五代、北宋相近。但王君的词之所以是五代、北宋的词，是因为有意境在其中；如果因为体裁的缘故，就贸然说它是五代、北宋，这又是王君所不能接受的，那就等于把他和吴文英、张炎那些专事模拟的人归为一类而加以取笑了。光绪三十三年十月，山阴樊志厚作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