删稿第四十一至五十则

四十一、和凝《长命女》词：“天欲晓。宫漏穿花声缭绕，窗里星光少。冷霞寒侵帐额，残月光沉树杪。梦断锦闱空悄悄。强起愁眉小。”此词前半，不减夏英公《喜迁莺》也。

四十一、和凝《长命女》词：“天欲晓。宫漏穿花声缭绕，窗里星光少。　冷霞寒侵帐额，残月光沉树杪。梦断锦闱空悄悄。强起愁眉小。”这首词的上半阕，不比夏竦（封英国公）的《喜迁莺》差。

四十二、宋《李希声诗话》云：“唐人作诗，正以风调高古为主。虽意远语疏，皆为佳作。后人有切近的当、气格凡下者，终使人可憎。”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。若梅溪以下，正所谓切近的当、气格凡下者也。

四十二、宋代《李希声诗话》说：“唐人作诗，以风调高古为主，即使意思深远、语言疏淡，也都是好作品。后人有写得贴切妥当而气格平庸的，终究令人厌恶。”我认为北宋词也不妨疏远。像史达祖以下的人，正是所谓贴切妥当而气格平庸的。

四十三、宋人遇令节、朝贺、宴会、落成等事，有“致语”一种。宋子京、欧阳永叔、苏子瞻、陈后山、文宋瑞集中皆有之。《啸余谱》列之于词曲之间。其式：先“教坊致语”（四六文），次“口号”（诗），次“勾合曲”（四六文），次“勾小儿队”（四六文），次“队名”（诗二句），次“问小儿”、“小儿致语”，次“勾杂剧”（皆四六文），次“放队”或诗或四六文。若有女弟子队，则勾女弟子队如前。其所歌之词曲与所演之剧，则自伶人定之。少游、补之之《调笑》乃并为之作词。元人杂剧乃以曲代之，曲中楔子、科白、上下场诗犹是致语、口号、勾队、放队之遗也。此程明善《啸余谱》所以列“致语”于词曲之间者也。

四十三、宋人遇到节日、朝贺、宴会、建筑落成等事，有一种叫“致语”的文体。宋祁（字子京）、欧阳修、苏轼、陈师道（号后山）、文天祥（字宋瑞）的文集里都有。《啸余谱》把它列在词与曲之间。它的程式是：先“教坊致语”（四六骈文），次“口号”（诗），次“勾合曲”（四六文），次“勾小儿队”（四六文），次“队名”（两句诗），次“问小儿”“小儿致语”，次“勾杂剧”（都是四六文），次“放队”（或诗或四六文）。如有女弟子队，就照前面的样子勾女弟子队。所唱的词曲和所演的剧，由艺人自定。秦观、晁补之的《调笑》，则连所唱的词也一并写了。元人杂剧用曲代替它，曲中的楔子、科白、上下场诗，还是致语、口号、勾队、放队的遗留。这就是程明善《啸余谱》把“致语”列在词曲之间的缘故。

四十四、明顾梧芳刻《尊前集》二卷，自为之引并云：明嘉禾顾梧芳编次。毛子晋刻《词苑英华》疑为梧芳所辑。朱竹垞跋称：吴下得吴宽手钞本，取顾本勘之，靡有不同，固定为宋初人编辑。《提要》两存其说。案《古今词话》云：“赵崇祚《花间集》载温飞卿《菩萨蛮》甚多，合之吕鹏《尊前集》不下二十阕。”今考顾刻所载飞卿《菩萨蛮》五首，除“咏泪”一首外，皆《花间》所有，知顾刻虽非自编，亦非复吕鹏所编之旧矣。《提要》又云：“张炎《乐府指迷》虽云唐人有《尊前》《花间集》，然《乐府指迷》真出张炎与否，盖未可定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‘歌词类’以《花间集》为首，注曰：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，而无《尊前集》之名。不应张炎见之而陈振孙不见。”然《书录解题》“阳春集”条下引高邮崔公度语曰：“《尊前》《花间》往往谬其姓氏。”公度，元祐间人，《宋史》有传。北宋固有，则此书不过直斋未见耳。又案：黄升《花庵词选》李白《清平乐》下注云：“翰林应制。”又云“案唐吕鹏《遏云集》载应制词四首，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，疑非太白所作”云云。今《尊前集》所载太白《清平乐》有五首，岂《尊前集》一名《遏云集》，而四首五首之不同，乃花庵所见之本略异欤？又，欧阳炯《花间集序》谓：“明皇朝有李太白应制《清平乐》四首。”则唐末时只有四首，岂末一首为梧芳所羼入，非吕鹏之旧欤？

四十四、明代顾梧芳刻印《尊前集》两卷，自己写了引言，并题“明嘉禾顾梧芳编次”。毛晋刻《词苑英华》，怀疑此书是顾梧芳所辑。朱彝尊的跋说：在吴地得到吴宽的手抄本，用顾本校勘，没有不同，于是断定是宋初人所编。《四库提要》两说并存。按：《古今词话》说：“赵崇祚《花间集》收温庭筠《菩萨蛮》很多，加上吕鹏《尊前集》所收，不下二十首。”今查顾刻本所收温庭筠《菩萨蛮》五首，除“咏泪”一首外，都是《花间集》已有的，可知顾刻本虽不是他自编，也已不是吕鹏所编的原貌了。《提要》又说：“张炎《乐府指迷》虽说唐人有《尊前》《花间集》，但《乐府指迷》是否真出于张炎，尚难确定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‘歌词类’以《花间集》为首，注说这是近世倚声填词之祖，却没有《尊前集》之名。不应张炎见过而陈振孙没见过。”然而《书录解题》“阳春集”条下引高邮崔公度的话说：“《尊前》《花间》往往弄错作者姓名。”崔公度是元祐年间的人，《宋史》有传。可见北宋本来就有此书，只是陈振孙没见到罢了。又按：黄昇《花庵词选》李白《清平乐》下注“翰林应制”，又说“按唐吕鹏《遏云集》收应制词四首，后两首没有清逸的气韵，怀疑不是李白所作”。如今《尊前集》所收李白《清平乐》有五首，莫非《尊前集》又名《遏云集》，而四首、五首的不同，是黄昇所见的本子略有差异？又，欧阳炯《花间集序》说：“唐明皇时有李白应制《清平乐》四首。”那么唐末时只有四首，莫非最后一首是顾梧芳掺进去的，不是吕鹏的原貌？

四十五、自竹垞痛贬《草堂诗余》而推《绝妙好词》，后人群附和之。不知《草堂》虽有亵诨之作，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。《绝妙好词》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，十之八九，皆极无聊赖之词。古人云：小好小惭，大好大惭，洵非虚语。

四十五、自从朱彝尊痛贬《草堂诗余》而推崇《绝妙好词》，后人纷纷附和。殊不知《草堂诗余》虽有猥亵戏谑之作，好词常占十之六七；《绝妙好词》除了张、范、辛、刘诸家以外，十之八九都是极其无聊的词。古人说“小好小惭，大好大惭”（世人称好的程度，正与作者自愧的程度相当），确实不是空话。

四十六、《提要》载：“《古今词话》六卷，国朝沈雄纂。雄字偶僧，吴江人。是编所述上起于唐，下迄康熙中年。”然维见明嘉靖前白口本《笺注草堂诗余》林外《洞仙歌》下引《古今词话》云：“此词乃近时林外题于吴江垂虹亭。”（明刻《类编草堂诗余》亦同）案：升庵《词品》云：“林外字岂尘，有《洞仙歌》书于垂虹亭畔。作道装，不告姓名，饮醉而去。人疑为吕洞宾。传入宫中。孝宗笑曰：‘云崖洞天无锁，‘锁’与‘老’叶韵，则‘锁’音‘扫’，乃闽音也。’侦问之，果闽人林外也。”（《齐东野语》所载亦略同）则《古今词话》宋时固有此书。岂雄窃此书而复益以近代事欤？又《季沧苇书目》清季振宜撰载《古今词话》十卷，而沈雄所纂只六卷，益证其非一书矣。

四十六、《四库提要》载：“《古今词话》六卷，本朝沈雄编纂。沈雄字偶僧，吴江人。此书所述上起唐代，下到康熙中期。”但我见过明嘉靖以前的白口本《笺注草堂诗余》，林外《洞仙歌》下引《古今词话》说：“这首词是近时林外题在吴江垂虹亭上的。”（明刻《类编草堂诗余》也相同。）按：杨慎（号升庵）《词品》说：“林外字岂尘，有《洞仙歌》写在垂虹亭边。他作道士打扮，不告姓名，喝醉离去，人们疑心是吕洞宾。词传入宫中，宋孝宗笑道：‘云崖洞天无锁，“锁”与“老”押韵，那么“锁”读作“扫”，这是闽地口音。’派人查访，果然是福建人林外。”（《齐东野语》所载也大致相同。）可见宋代本来就有《古今词话》这本书。莫非沈雄窃取此书，又增补了近代的事？另外，清人季振宜《季沧苇书目》载《古今词话》十卷，而沈雄所纂只有六卷，更证明不是同一本书。

四十七、“君王枉把平陈乐，换得雷塘数亩田。”政治家之言也。“长陵亦是闲丘陇，异日谁知与仲多？”诗人之言也。政治家之眼，域于一人一事。诗人之眼，则通古今而观之。词人观物，须用诗人之眼，不可用政治家之眼。故感事、怀古等作，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。

四十七、“君王枉把平陈乐，换得雷塘数亩田。”这是政治家的话。“长陵亦是闲丘陇，异日谁知与仲多？”这是诗人的话。政治家的眼光局限于一人一事，诗人的眼光则贯通古今。词人观察事物，必须用诗人的眼光，不能用政治家的眼光。所以感事、怀古一类作品，应当和祝寿词一样为词家所忌。

四十八、宋人小说，多不足信。如《雪舟脞语》谓：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妓严蕊奴。朱晦庵系治之。及晦庵移去，提刑岳霖行部至台，蕊乞自便。岳问曰：去将安归？蕊赋《卜算子》词云：“住也如何住”云云。案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，使蕊歌以侑觞者，见朱子《纠唐仲友奏牍》。则《齐东野语》所纪朱唐公案，恐亦未可信也。

四十八、宋人的笔记小说，大多不可信。如《雪舟脞语》说：台州知府唐仲友宠爱官妓严蕊奴，朱熹把她抓起来审问。等朱熹调走，提刑岳霖巡察到台州，严蕊请求从良。岳霖问：离开后到哪里去？严蕊作《卜算子》词，说“住也如何住”云云。按：这首词是唐仲友的亲戚高宣教所作，让严蕊唱来劝酒的，见朱熹弹劾唐仲友的奏状。那么《齐东野语》所记朱熹、唐仲友的公案，恐怕也不可信。

四十九、唐五代之词，有句而无篇。南宋名家之词，有篇而无句。有篇有句，唯李后主降宋后诸作，及永叔、子瞻、少游、美成、稼轩数人而已。

四十九、唐五代的词，有佳句而无完篇；南宋名家的词，有完篇而无佳句。有篇有句的，只有李煜降宋以后的作品，以及欧阳修、苏轼、秦观、周邦彦、辛弃疾几人而已。

五十、唐五代北宋之词家，倡优也。南宋后之词家，俗子也。二者其失相等。但词人之词，宁失之倡优，不失之俗子。以俗子之可厌，较倡优为甚故也。

五十、唐五代、北宋的词人像倡优，南宋以后的词人像俗子。两者的缺点相当。但词人的词，宁可失之于倡优，不可失之于俗子，因为俗子比倡优更令人厌恶。